女孩的奋斗：我只能靠自己

包括她自己曾供职的《华尔街日报》在内，媒体接连刊发的关于中国“血汗工厂”的报道，令美籍华裔记者张彤禾对那些打拼在产业链末端的人们产生了强烈好奇。“他们倾向于将外出打工描绘成一种绝望的行动，工人们所得寥寥。我怀疑事情不止于此，也许情况并不是这么黑白分明。”她说。

2004年，张彤禾来到了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城市东莞一探究竟。自那以后的三年，她频繁来到这座城市追寻那些打工女孩的足迹，与她们共同生活，建立友谊。这段经历让她对女孩们有了深切的理解，也让她相信自己发现了超越时间和地点的人的故事。

由东莞打工女孩的工作与生活延伸开去，张彤禾发现了广阔的世界：全球制造业的周期性变化、尴尬运作的婚姻俱乐部、号称改变命运的培训学校、各色人物汇聚的夜总会、未必可笑的励志宣讲会等。打工女孩们被这些她们曾经闻所未闻的新事物簇拥着、裹挟着一起奔向期许中更好的未来。“我只有靠自己”成为普遍的信仰，女孩们奋力向上攀爬，谎言成为行为规范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被普遍接受。

张彤禾笔下的这些打工女孩们的故事，很容易令身处其他阶层的年轻人产生共鸣，“我觉得敏就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敏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张彤禾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律师朋友说，“她的行为、想法和奋斗都和我们一样。”

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于2007年在美国出版。她说：“当时，美国读者只是看到了为她们制作手袋和鞋的人的面目。”近日，《打工女孩》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一群体的境遇关乎中国城市化的逻辑。

与著有《江城》、《寻路中国》等纪实类书籍的丈夫何伟一样，张彤禾也将目光聚焦于中国转型期底层人物的日常生活。但她“只是对农民工们愿意谈到的话题做出反应”，而不是纠缠于那些更有话题性的有关中国的内容，也由此让打工女孩们从春运大军中面目模糊的一分子，以及学术研究或新闻报道中并非主观选择的刻板存在中解脱，还原了她们平凡生活中蕴藏的充满变革力量与震撼效应的故事。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张彤禾说：“我不是学者，也不是官员，我只是一个记者，只希望记录我所看到的一切，用吸引人的方式。”在自己的书中，她避免作出学理层面的归纳，也与政策建议丝毫无涉。张彤禾对自己写作立场的阐明，很大程度上也回应了读者对她笔下个案代表性的质疑。

靠自己

《打工女孩》中着墨最多的人物是伍春明。“个性强，有上进心是春明的特点。”张彤禾说。正是凭借强烈的信念，春明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最初流水线上的女工、文员，成为公司的明星人物、小企业主。虽然几经波折，但在张彤禾看来，春明越发自信和沉着。在以奔驰汽车计算一切的城市里，她得以挣脱，“形成了她个人的道德标准”。这令张彤禾颇为惊讶。

1993年，18岁的伍春明来到东莞，不久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起初她记下激励自己的话语，后来变成了职业成功的规则。伍春明的日记让张彤禾看到了她人生轨迹与内心动力间的呼应。

“下个月发工资去报读速记文秘函授大学，我一定要拿到大学毕业证。我来广东绝对不是为了这两三百块钱一个月，这只是我暂时的落脚点，这绝不是我的永留之地。没有人会理解我，我也不需要别人来理解我，我可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吧。”

伍春明在日记里曾这样写。